吹牛得乙

在豆瓣上给《我的唐朝兄弟》打了两星。至于多出来的那一星，半星给音效，半星给摄影。这部电影对黑泽明的《七武士》模仿痕迹太重，与其说是对大师致敬还不如说向大师致歉，如果导演觉得拍的傻里傻气的就算喜剧的话，那还是请不要再侮辱自己了。梦想照进现实，出来的却是山寨。当然了，新导演需要鼓励，民族品牌需要扶持。如果用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话，也是有资可谈的。

两部影片同有的三种阶级：兵、匪、民。剧情也是围绕着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展开。

在《七武士》中的“武士”与《我的唐朝兄弟》中的“府军”截然不同，《七武士》中，武士阶层已经沦为“雇佣军”，也就是谁出钱他们就保护谁，套用好莱坞的语调——保护我们的纳税人！而《我的唐朝兄弟》中的“府军”显然是正规军一级的，即只听上级命令，只对“首长”负责。

《七武士》 中作为“匪”的山贼与农民阶级完全对立，双方矛盾不可调和。因为民的力量明显薄弱，故采取雇佣武士（兵）的方法对抗山贼（匪）。这在《我的唐朝兄弟》中民与匪的关系却没有那么绝对。民与匪两者确有矛盾，但却都与官兵阶级对立，相比之下更像是民+匪pk兵。

看来农民阶级自始至终都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古今中外皆是如此。从农民阶级的领袖看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可以得出：我朝“村长”一级的干部是上面任命，这就决定了这个小干部首先要向上负责。所以即使两个强盗是为了救民女而杀了府军，作为一个天朝的小干部还是决定抛弃道义要将两人送官。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村长则是完全由村民推选，直接向下负责。

也正是这种向谁负责的问题，决定了故事的发展和最终结局。《七武士》中受民众推选出的村长招募向雇主（民）负责的武士（兵）一举击败了匪。而到天朝这儿就异常复杂和杯具了，民众的首领竟然要向欺凌自己的官兵负责，匪为了共同利益竟然和民一起对抗兵，而兵最后竟然为了逮到匪而屠杀自己的原始纳税人。

病国殃民啊，这实在是一个民不民，匪不匪，官不官的变态社会。

中国是个响当当的怪事多发国，在这谈个问题聊个现象，哪怕只是深入一点点儿也会戳到体制的痛处。体制是政治的概念，是不许谈的。一些喜欢戳体制痛处的人常常被誉为“一针见血”，但实际上持针者最明白，一针见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。因为别人的脸皮早就练成了铜墙铁壁，Great Fucking Wall,刀枪剑戟都不怕，你个绣花针还想戳出人家血来？！所以说在中国，最后都只能是和稀泥。

周黎明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和稀泥专家。我看了周老师的《致韩寒的信：你掉进了《时代》设下的陷阱》，如果说中国的教育是滩狗屎的话，那周老师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中国教育的范文了。

这位周老师开篇就说自己不是韩寒的粉丝，综合上下文可以得出结论，周老师确实不是韩寒的粉丝，因为他是郭敬明和春哥的粉丝。在文中周老师以“深表同情”之姿态，告诫“坏孩子”韩寒已经掉进了用心险恶的西方媒体所设置的“陷阱”，然后推论“那可真会极大地伤害你的自尊心”呀，并断言“于是，你就成了一个唐吉珂德”，最后建议“你最好别再接受《时代》采访”，还慷慨的“以上建议无偿提供”。像这样一个高级五毛，一个以一抵百的二百五十毛，一个铜墙铁壁的忠实捍卫者就这点水平。实在是很难说服一个被自由和民主蛊惑了的堂吉诃德。

另，我十分不理解文末那句“没有时尚细胞的记者”，啥叫“有时尚细胞”的记者呀，叫声“春哥”就有时尚细胞了？那贵报的记者可还有脑细胞作为谈资呢？

在这个娱乐记者都写公开信的世界里，我对一个五毛骗稿费的行为给予了很大程度上的理解，周老师对韩寒的腔调像极了那个驱赶少林武僧的城管大队长，“你们出家人，不要喊打打杀杀的”与其做个乱扎人的堂吉诃德还不如和我们五毛一起玩玩绣花。

像某某社把图片裁剪再通过种种手段陷害某西方媒体的事，请不要以为别人都不晓得。前天译言被封，有网友说，以前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了解世界，现在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了解中国。现在不是西方媒体怎么看我们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自己都没办法看自己的问题。

最近韩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自己的杂志每期都会乖乖拿去送审的，如果当局说文章不能上那就不会上，但是因为没有备用的文章所以该空着的文章还是会空着的，就像给它立了一个墓碑。既《文艺复兴》惨死之后，我有理由担心《独唱团》搞出来会是个8开大的笔记本。

不太喜欢《Lie to Me》的原因是，作为一部电视作品它本身就是依靠演员“表演”出来的“剧”。而里面又大谈如何察言观色以及如何来识别谎言。这像极了一个在街边的吹牛皮的算命先生。
我相信表情和人的内在心理是有必然联系的，不过其复杂程度和可变性不可能被经验所掌握。当然，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也不能否认了经验认识的可靠性和作用。正如后现代并非在现代之后，而是和现代混杂交织在一起。就像对和错一样，谁又能肯定判断对错的标准就是对的呢。

如果眼神里没有光，那“笑”表达了一种距离。